在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的唐代部分，展出了数百件吐鲁番出土的形态各异的泥俑和木俑，其中穿着盔甲战袍的武士俑颇为引人注目。

　　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彩绘武士骑马持旗俑，高36.2厘米，为唐代的泥塑作品。

　　武士身穿白底蓝条护身盔甲杏黄内衣，下穿白色裤子，脚蹬黑皮靴，腰挂箭囊，右手持一杆三角旗，左手抓着缰绳，骑在一匹斑纹高头大马上。

　　这里还展出了许多男子立俑，穿着的也是条格纹盔甲，与彩绘骑马武士俑一起，似乎组成了威严无比的皇家仪仗队。

　　盔甲是冷兵器时代，人体头部和躯干各部位防护装具的统称。它的名称繁多，但基本上分为护头的盔和护身的甲两部分。甲又可分为甲身、甲裙、甲袖和配件几部分。

　　早期，人们用兽皮、柳条、布套、木头等固定在躯干上，用以防护兵器的攻击。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了皮盔甲、膝盔甲、铜、铁盔甲等。

　　唐代的铠甲形制多样，据《唐六典》记载有13种：即明光甲、山文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马甲等，主要供步骑兵使用。

　　绢甲是唐代战服中最有特色的服装。它是用绢帛之类的纺织品制成的铠甲，虽不及铁甲那样威猛，且不具有防御能力，但其造型美观、结构轻巧，多为武将平时服饰和侍卫服饰，以体现皇家军队的威仪。

　　吐鲁番西州时期的地方部队也穿这种军服，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这些彩绘武士俑，大都穿着绢甲，为随葬仪仗俑之一，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的赫赫武功。

　　南北朝至唐代之际，是吐鲁番士家大族势力鼎盛的时期，其出行必是车马喧哗，仪仗威严。仪仗人员的多少是官员身份高低的标志。

　　为让死者在阴间继续享用仪仗出行，便以泥俑和木俑放在墓中替代。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了很多彩绘武士持旗俑，为我们展现出1000多年前吐鲁番豪门贵族仪仗骑士的风采。

　　以纺织品制造的甲在中国的明、清时期还在使用。以棉、麻、织布等材料制成甲身、甲袖、甲裙，还有小臂、小腿护套等配件。

　　甲表面可染成彩色，钉有大颗的铜、铁甲泡。绵甲用材比较轻软，审衣宽大，战斗时较铁甲行动自如，沾湿后还可抵御初级火器的射击。

　　20世纪初，清王朝编练“新军”，使用近代枪炮，绵甲与其他甲一同停止使用。

　　当我们观察这件骑马武士俑，穿着盔甲的武士形象威严高大，坐骑也神态俊美，特别是马的颈部和臀部绘有斑纹，显得与众不同。这种有斑纹的马，有可能就是唐代诗文记载的“五花马”。

　　李白《将进酒》有诗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杜甫诗云：“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

　　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先生考证，唐诗中的五花马，是古代和田出产的一种西域马，“堪与汉代西域名马———汗血马相媲美”。

　　上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市以北90公里处的丹丹乌里克佛教遗址中，发现了几件唐代木板人物画。

　　画中人物头上束带，或头戴卷檐帽子，身穿长袍，他们均骑在满身绘有花纹的高头骏马上。林梅村先生推断，这些木板画上的花纹马，就是唐代于阗古国出产的五花马。

　　五代和宋代的绘画作品中，均有五花马的艺术形象。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调马图》，为五代后梁画家赵的绢画作品。

　　画中一位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马夫，头戴卷檐帜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胡服，手牵一匹马首高昂的白底黑花马。

　　宋代最著名的画马大师，非北宋时期李公麟莫属。李公麟字伯时，他不仅山水、花鸟画得好，而且擅长画道释、人物和鞍马。

　　他的《五马图卷》为纸本墨书，纵26.9厘米，横204.5厘米，原为清宫藏品，后流散日本，二战时毁于战火，内容主要表现西域向北宋朝廷进贡良马的情景。

　　画中绘有两位中原汉人和三位西域人，他们每人牵一马，皆为西域雄马。有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花川，满花川就是一匹周身花斑的五花马。

　　《五马图卷》是传世中最可信为李公麟真迹之一，虽然没有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

　　黄庭坚在后跋中说到，李公麟画完满花川后，这匹名马不久死于非命，“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表达了黄庭坚对李公麟艺术的高度评价。

　　西域骏马自汉代以来，深受中原居民的喜爱，除了用于交通、军事和生活之外，还为无数文人墨客和艺术家们所青睐。

　　骏马也是中原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吐鲁番出土的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作品，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武士俑胯下坐骑花斑清晰可见，说明唐代吐鲁番地区也曾出现过五花马。那么古代吐鲁番的五花马是否由于阗国传入的，我们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