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博物馆的合肥针织厂展位（资料图片）

　　仅存的两座楼房之一

　　当年的靓女俊男如今都已进入暮年

　　工厂大门已经难觅踪影，留下的只有这个后门

　　是在一张老照片上看到公私合营合肥市针织厂在省博物馆布置的展台，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光，就想走进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于是牵出了一连串的故事。

　　上海滩上起家

　　顺着志书里给出的资料，寻找合肥东郊铜陵路34号，却被告知那是老的门牌号码，如今厂子早已不存在了，只有原先的老职工们还居住在工厂宿舍里。

　　在大通支路一幢居民楼下，恰巧遇见安徽针织厂退休工人万洪福先生。他刚满76岁，因为有病在身，下楼时还要拄着拐棍。不过，聊起1954年随工厂从上海搬迁到合肥的事，他那稍显浑浊的眼睛立马放出一丝稍纵即逝的灵光。

　　万洪福先生回忆说，这个厂的前身是上海私营振丰棉织厂，当时在上海算是纺织行业的翘楚。

　　《上海纺织工业志》记载，1919年，浙江宁波人王莲舫去日本经商，接触了先进的纺织技术。王莲舫先前在家乡就开办过袜厂，对纺织工业非常有兴趣。于是在日本购买机器、聘请技师，于当年8月份回国在上海巨鹿路151弄创办上海私营振丰棉织厂。因为最初是由五个人共同出资的，老上海人习惯称之为“五福公司”。

　　上海私营振丰棉织厂在第二年投入生产，当时有职工150人，主要生产卫生衫、卫生裤和棉毛衫、棉毛裤。王莲舫精通生意经，除了生产以外，他特别注意流通环节，在上海河南路和长治路上开设发行所和门市部。批发、零售都做得很好。

　　据万洪福先生介绍，上海私营振丰棉织厂后来历经西方资本的挤压、日本占领军的摧残，到了1946年的时候，厂长已经换成一个名叫张中虎的人。此人名字中虽有一个虎字，但性格比较懦弱，不敢做强做大，厂子里只有几十个工人，每天产量也很小，勉强维持。直到上海解放以后，工厂才在政府的扶持下日益壮大起来，最有力的数字是，工人人数发展到186人，日产量增加到330打。

　　万洪福先生自豪地告诉我，这个厂在上海针纺织行业里，是第一个实行公私合营的，并且由公方控股。他还记得在上海兰新大戏院举行公私合营庆祝大会的情景。巧的是，那也是8月份的一天，距离上海私营振丰棉织厂建厂整整35年。

　　部长亲自搬迁

　　老合肥都还记得，振丰棉织厂搬到合肥东郊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乱坟岗，当地人称老塘岗。

　　为什么要选择那一带呢，这主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支援内地的热潮。当时，合肥将东郊和北郊定位成工业基地，国家在大别山区配合治理淮河建设大型水库，水力发电保证了合肥建设项目的用电之需，并且在城市东门外修建了宽敞的马路，投资建成合肥市的第一条铁路专用线，使昔日的荒岗野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合肥市第三任市委书记李广涛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当时，安徽省委任命他为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主要任务就是去上海搬迁一些工厂来合肥、芜湖、安庆等地。李老在革命战争年代转战全国各地，与许多革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战友解放后就任上海有关部门的领导，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支持。

　　比如时任上海市委工业部部长的李广仁同志，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李老在苏北共事。他亲自陪李老考察工厂，确定内迁事宜。

　　李老回忆说，他在上海总共呆了有半年时间。记得到振丰棉织厂的时候，上海的同志介绍说这是一家老厂，在上海第一次选用日式“汤姆金”针织机，后来为同业普遍采用，将上海纺织行业整体水平向前拉大一大步。况且当时厂子已经进行了公私合营，这在当时的纺织企业里开了先河，不论从干部队伍建设、工人思想状况，还是技术水平、基础条件都比较好。

　　而当时安徽省委的思路，考察内迁的工厂主要从两方面考量。一是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否是安徽需要的，规模如何，有多少技术人员？二是看设备如何，是新还是旧机器，是否经得住拆、搬？李老多次来到振丰棉织厂，和资本家、工人、技术人员见面，同时向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汇报，安排合肥市的有关人员来上海签合同、订协议，确定具体事项。

　　新生的共和国，大家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经常是连天带夜加班干活。搬迁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既要盖厂房和职工宿舍，又要安排那些有家庭的职工家属就业问题。而在待遇方面，当时上海的产业工人工资要比合肥高得多，但这边克服了诸多矛盾，硬是保证了上海来的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的待遇不受影响。

　　难忘辉煌岁月

　　在那一带采访，听见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操着一口上海话，基本上就可以判断，那是上世纪50年代从上海内迁来的老工人。一位姓傅的大妈说，他们厂是迁往合肥的首家上海纺织企业。她神秘地告诉我，大家都说内迁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许多人不知道，就是解放初期，台湾的国民党飞机经常飞临上海轰炸。中央决定将一部分上海的工业企业分散到内地去，这样既避免了集中损失，同时也支援了内地的建设。

　　傅大妈刚到合肥的时候只有15岁，是随父亲一起举家迁徙的。我问她舍得大上海的生活吗？她回答说那时人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先大家、后小家的。刚到合肥的时候还有新鲜感，几天下来还是不太适应。在上海时出门就是高楼大厦，这里满眼荒凉。当然这样的日子很快被当地人的羡慕眼光所代替，因为是从大城市来的，穿衣打扮都与合肥人迥异。包括吃螺蛳、吃毛蟹、吃甲鱼的生活习惯，都成了当地人模仿的对象。

　　她还记得有一次家里吃午饭，爸爸拿出一瓶从上海带来的醉螺，刚好厂部一位本地干部来家里拜访。父亲热情地请他一起吃饭，喝着绍兴黄酒，吃着黄泥螺，那位厂干部说是第一次开了洋荤。他觉得黄酒就像糖水一样，一杯一口就干了。父亲提醒他说，黄酒后劲大，不好那样喝的。结果三大杯下肚，厂干部已经说不清楚话了。

　　说到那段岁月，傅大妈感慨日子过得太快了，转眼她已经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婆。当初才到合肥的时候，从市区到厂区的道路还是土路，遇到雨天泥泞得迈不开步。这些大上海的姑娘们哪见过这样的道路，有的时候胶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竟然大哭不止，现在当然都成了人们回忆过去的笑柄。

　　美女的集中地

　　上海振丰棉织厂是1954年8月迁到合肥的，1955年3月正式投产，改名为公私合营合肥市针织厂。1956年2月，上海私营同庆裤厂和上海私营勤丰裤厂也迁到了合肥，并入该厂。1966年9月，改称安徽针织厂。

　　李世荣师傅是1979年顶替父亲进入厂里的，这位上海老工人的后代出生在合肥，说着一口地道的合肥方言。他说安徽针织厂在他进厂的那段日子是鼎盛时期，工人人数一度达到3000多。

　　他清楚地记得开始时工资是19元，除此以外，每月还有5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合肥年轻人中算是收入很好的了。

　　因为是纺织企业，女工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男性。作为厂里的“稀缺资源”，李世荣师傅谈到那段岁月，明显流露出怀念的神情。当时没有“剩男”、“剩女”的称谓，一律称为大龄青年。纺织行业的女大龄青年多，钢铁、化工行业男大龄青年多。针对这种现象，市里特别开办了如何谈恋爱的专题讲座。朋友们见面总是羡慕地说，你在女工圈子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事实上纺织厂的男工确实要比别的厂实惠一些。

　　如今的李世荣师傅还在看守着厂子里仅有的20多亩土地，原先的厂区大部分已经开发成商品房小区了。老塘岗的名称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四周也是越来越繁华，俨然就是城市的中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