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针引线在绣料上穿刺出一定的图案和色彩花纹的装饰织物即为刺绣。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刺绣》：是源于原始社会时人们的纹身、纹面、纹缋服装，以后人们用线将花纹 刺在衣服上，就成为刺绣。《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法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虞书·益稷》中有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就是将天地万物的形态、色彩概括地象征地施于服 饰之上。《考工记·画缋》：“画缋之事……五彩备谓之绣”，“绣”、“施”都包含了 两 种含义：画工与绣工。当时是“绣缋共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子叔曰：“为九文、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之中，龙、山、华（花）虫、火、宗彝（虎与长尾猴）是画 在衣上的，藻（水草）、粉米（白米）、黼（黑白交织出的斧形）、黻（黑与青交织成的两 “弓”相背的符号）是绣在下裳的。从生产技术上讲刺绣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早于纺织提花。它不受机械的制造技术的制约。 　　目前可见最早的刺绣实物是殷代一个铜觯上所附粘的菱纹绣 [10]。从一些玉人雕塑中可以 看到当时刺绣花纹是以几何形纹为主的，线条有些僵硬呆滞，纹样作风主要是仿青铜器以及提花织品。《周礼·春官·司服》周王冕服中，有所谓的“希衣”，在陕西宝鸡西周墓葬 中 的绣品残片可见花纹是花草、枝蔓的局部，绣品以单线条的辫子绣为主，在个别部位为了加强纹饰效果，兼用了双线。刺绣地帛的印痕上附有红黄褐棕四种颜色[11]］，发掘者认 为是以平涂法画上的。反映了古人所谓的“画馈之事”。这种“以画补缋”的做法是刺绣初 期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的刺绣实物发现较多，当是我国古代刺绣的发展时期。《管子》：“桀女乐 三万人，端噪晨东，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裳者”，《国语》记齐桓公曰：“齐襄公陈妾 数 百，衣必文秀”，……都是这种繁荣的文献记录。最著名的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出土刺绣，绣地除绢以外，又有罗。纹样内容“除个别仿自青铜器花纹的蟠螭纹外，大多以龙凤为主题，个别的纹样还有虎，许多纹样多以花草、枝蔓作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车马 畋猎纹纳绣，绣带宽约6.8厘米，纹样长度在17厘米左右。采用对顶针，纬向纳绣显示花纹 的方法绣成车马畋猎纹。对顶针的行针方法是后针从背面紧挨前针入针处出针，针针绕经线相接。据沈从文先生研究认为其制作方法是先以合股丝平织一带，宽6.88厘米，排列经丝2 22根，每平方厘米径密约32根，纬密18根，两纬之间绕经上下针刺绣做花纹而成，所成花纹较为规整，称为“纳褛绣”。这种“纳绣”现今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工艺制作中仍大量存在。随着丝绸文化的对外交流，刺绣产品传播到更边 远的地区，如苏联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地[12]，出土 有战国中期绣品，以彩色丝线绣出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和长沙楚墓的凤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秦汉时代的刺绣是与织锦齐名的，常是锦绣并称。刺绣尤以齐郡为著名。这是我国古代刺绣 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不仅刺绣技术日臻完善，还有了专业的刺绣艺人，王充《论衡》中：“ 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锦、绣、绮、 、浠、泞、 ”不准商贾穿着，“珠玉锦绣不粥于市”，一律 归上层少数统治者独享，不许当成商品上市；有 贯以绣名的官职“绣衣直指”……这些都说明刺绣工艺当时已从纺织面料中摆脱出来，成为 一个独立新支。秦汉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尼雅遗址、罗布泊、诺音乌拉、帕米尔拉、怀安以及南方的诸多墓葬。秦汉时期刺绣，绣地有较绢厚密的缣，有的绣地本身带有织成的菱形 纹。针法仍以锁绣法最常见，出现了铺绒绣和类似接针的绣法。铺绒绣是用缣地，以直针 一种针法满绣而成，属于平绣系统。接针是由于图案区域较大，用一针作绣拉线太长，分几针衔接完成。有的单针锁绣用了打籽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柘黄缣地绣方棋纹残片、甘肃 武威东汉墓针线盒[13] 绣线色彩多样。纹样有云气、植物为二 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几何纹，还有狩猎车骑等更加生动的造型。南方最著名的有长沙出土的茶黄菱形纹罗地“信期绣 ”丝锦袍、细黄缣地“长寿绣”丝锦袍、细黄缣地“长寿绣 ”丝锦袍和黑菱纹罗“信期绣 ”残片。北方有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现，在怀安、武威、罗布泊和国外的诺音乌拉、帕米 尔拉等地都有发现。河北怀安汉代五鹿充墓[14] 出土刺绣 残片，男袍服，朱色，“绸本辨绣”，缥缈的风云、翱翔的凤鸟、奔驰的猛兽、层叠的群山 、狩猎和供养的人物以及秦汉铜镜上常见的带状边。上面有赋染朱墨形象生动的狩猎图案。民丰县出土的夫妇合葬墓集中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刺绣品[15] ，其中男裤角边饰，以草绿色细绢为地，上绣成束的卷草 、成丛的金钟花、菱形的涡旋纹、豆荚形的对叶，还有藏在叶丛中露出大耳朵的兔头和带爪的前足。另外作镶边的细线条。花纹既瑰丽，又显生动。花纹的每一单元约纵横11—11.2 厘米，循环反复，但每一细节多有局部差异。另一件是女内上衣绣袖的边饰刺绣。这是以翠 蓝色细绢为地，用各色丝线绣出花草和小鸟。小鸟张口瞪目，头的上部耸立竖羽三根。翘翼向后转弯尾部下垂内卷，它虽不是完全写实，却也活泼。在鸟嘴下和花草间还点缀着 一些圆点，也许代表果子。联科绣花网

　　辫子绣是最早的针法，也称锁绣、人字纹绣等，主要特点是第一针刺在花纹的开端，由底部 向上起针，将绣线由左向右绕成一个圈形，然后在第一针的附近下第二针，在圈内第一、二 针的上方起针，便形成辫子股的第一环。东汉的出土物有正反面的锁绣法。正面形成人字辫状，背面则为首尾衔接的顺针（图四），花边部分用线稍粗，针间距稍大，针的走向纵向一 厘米约8针，横向一厘米也8针。在苏联的克里米亚也曾发现过锁绣法制成的毛料织物，这些精美的锁绣标本在诺音乌拉的汉绣中还有“茱萸纹”和写实的鸟兽纹。

　图四锁绣的四种方法

　　早期绣线似均为原股丝线，未见宋明时期的劈线以及针眼中同时穿不同深浅绣线的和色线做法。目前为止也未见用头发、马鬃、鸡尾毛、薄切金等为绣线的。绣线的颜色不见宋明时 期的中间色，从这点看显然有明显的原始性。

　　在商代到秦汉这一阶段内，刺绣花纹的风格从简到繁，不仅符合刺绣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是受绣地和绣线制约的结果，早期稀疏轻薄的绢质绣地，绣线又不经过分劈，大规模的使用 刺绣无疑会使绣品产生皱曲，根本不可能产生满地施绣的作品。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第一二五、一二六窟间发现一幅刺绣佛像残段 [16]，刺绣的衬地 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除边 饰外，所有内容包括佛像、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地区的衬地整个用细密的锁绣法全部绣出，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的制品。刺绣的线条走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而变化 ，空白部分的针势也与画面协调一致，还使用了两三晕的配色方法，因而增加了质感，较汉代简单的锁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说明满地施绣的决定条件之一是绣地的薄厚，而后 随着劈线工艺的发展，即将一根绣线分成若干很细的丝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联科绣花网

　　绣品的主要使用对象有器物的锦囊带如镜衣、枕套，衣服上最初仅是衣缘、袖口、裤边的装 饰，最晚到战国时期，刺绣品开始成为衣服的主要用料。从春秋到秦汉，“衣作绣，锦作缘 ”是较常用的服装样式，楚墓中随葬的男女木俑一般多是“上作不规则云纹绣，旁作深色宽 缘”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服饰方面以外，通过秦陵铜车和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刺绣品还被应用到了等级较高的车舆上。具体使用的步骤是先将丝织品做成一段一 段的绣料，再缝纫成所需的成品。典型的例子见于战国晚期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的“鸳 鸯被”，长1.92米、宽约1.92米，是用了25片大小不一的刺绣零头拼合而成的，因此有23块的图案完全一样但花纹颠倒或错位缝合。

　　刺绣制品不仅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贵族身份的象征意义，在国家内外交流上也时时扮演着感情联系的纽带。在《左传·成公二年》楚人侵鲁、《国语·晋语》晋人伐 郑以及《战国策》等许多对战争的记载中，诸侯邦国间为缓和矛盾，聘使往返，请盟求和也要用纺 织刺绣的生产者——执针织衽的工奴和“女工妾”作为贿赂品，数量为数十甚至数百人。 周代的铜器中也常有周王赏赐臣工“黹屯（纯）”的记载。秦惠文君后六年伐义渠，取郁郅 ，秦 王接受陈轸建议“因以文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化解了一场干戈。汉廷为安定边疆 也常赠予匈奴以锦绣，文帝前六年的一次是“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元 寿二年“加赐锦绣缯帛三万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后代。

综合上述的主要内容，可用下表简要概括：

因此尽管从目前情况看来，直到秦汉时期为止，我国南北方刺绣制品的风格略有差异， 但还未形成各自的体系。其技术变化的总脉络基本一致，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体现在针法、绣地、纹样和使用面积上。鉴于目前考古实物出土数量有限，对早期刺绣制品还不能 进行分期分区的研究。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袁 仲一：《秦始皇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聂新民：《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文博》，1985年第4期。

⑤张仲立：《秦陵二号铜车马车舆纹饰仿衣蔽属性初探》，《文博》，1985年第1期；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⑥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⑦黄能馥、陈娟娟 ：《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

⑧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沈丛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1988年。

⑨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０］郭宝钧：《一九五零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5册 。

[11］卢连成：《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12］C.U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 第2期。

[13］甘肃文物工作队：《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 9期。

[14］马衡：《汉代五鹿充墓出土刺绣残片》，《文物》1958年第9期。

[15］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 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 年第3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民丰北大沙漠遗址墓葬区东汉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文物》，1960年第6期；

武敏：《新疆出土的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

[16]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

（作者：许卫红 王锐 / 编校：王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