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60年都意味着成熟，意味着有资格去回顾一下走过的路。

　　60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荆棘也有花丛。令人振奋的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迅速崛起，比起发达国家来，我们竟显得如此年轻，充满朝气，欣欣向荣。

　　值此共和国60周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透过服饰，去抚摸共和国的脉搏，去倾听中国人的心声。服饰，当它作为文化时，就是一部绚烂的画册，一首有形的诗篇……

　　温馨的50年代

　　1949年，新中国的服饰路开始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犹如初生的朝霞在东方升起，瞬间染红了蔚蓝色的天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都是新的，但服饰却呈现出中西经纬分明的态势。一方面，沿海城市中刚刚从旧社会殖民地走出的人依然西装革履；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仍维持着最基本的“短褐不完”的着装水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和以苏维埃为模式的工农联盟，改变了中国人的服饰形象。从此，我们看到的着装主流的升级、低落与反弹都主要依据经济基础以及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由于建国初期很多活动都是对于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否定，因此服饰的演化，更主要的是依据政治，政治决定着人们的着装。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是1951年冬，恰值新中国开国伊始，百废俱兴，人心思进。生活尽管清得像一泓秋水，但人们过得有滋有味。我至今记得每年春节前妈妈给我精心做的红棉袄，记得外祖母脑后圆圆发髻上插着的聚宝盆形红绒花。记得小姐妹们辫梢上的红绸带、红头绳。当年在宫南宫北的大街上，买年货的人来来往往，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祥和、一种满足。

　　当然，我也记得那墙子河边垂柳下的秧歌舞红绿绸子。那种大红和翠绿，好像原本不属于城市，那是随解放军进城的。那些激昂的脚步，那些由衷的欢笑，还有那些朴素的衣装，都饱含着新的生命。

　　那些苏式列宁服是最时髦的，女性在花棉袄外套上一件灰布列宁服，显示着离开灶台、走向社会。那些哥萨克式斜开襟小立领衬衣，那些伊凡诺夫式鸭舌帽，那些娜塔莎式布拉吉，与随处听到的“青年圆舞曲”显示着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也许是第一次使资方人士自觉地解下领带，脱去西服革履，融入工人群众之中。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镇反”运动，更是迫使地主老财不再敢戴瓜皮帽，不再敢穿团花缎面袄。一句“地主帽”，饱含着阶级成分的政治要素，它与馄饨帽、虎头帽的称谓可是截然不同。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是在改变旧观念，重新确立新的服饰形象的革命热潮中度过的。这一切，使得朴素成了基调，苏联成了时尚，工农装成了四亿人的向往。向往中带着纯朴，带着天真和幼稚，也带着闭塞中的迷茫。

　　不能忘的，还有那昏黄灯光下的“慈母手中线”以及端午节的“老虎搭拉情结”……

　　革命的60年代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那一段路——

　　我们应该记得，中国人曾在1960至1963年间经历了特大自然灾害，偏偏在这时，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匮乏的经济使得人们的服饰发展受到了当然的局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民谚虽说早就出现在民间，但是真正成为一句口号，应该说是有社会特定状态为基础的。在世纪末“拉动内需”口号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理解，我们曾怎样走过那一段艰难的路。
进入60年代，正当反右、反右倾之后，伴随着政治上极“左”思潮的愈演愈烈，服饰标准由一般概念上的朴素而走向革命意志下的极端。

　　那曾是传统民俗的饰件——老虎搭拉，被归为封建迷信的行列；那曾是女性的妆点——脂粉，被指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钮扣不要系齐，裤子不要裤线，皱皱巴巴，泥泥乎乎，捋袖子，绾裤腿，浑身风尘仆仆，两脚沾满牛粪，这才是革命无产者的形象。这在当年的宣传画、招贴画里随处可见……

　　当这一切发展到莫名其妙的时候，任何一点涉嫌“封、资、修”的服饰美都不是美，而是丑；都不能再存在，理应打击之，消除之。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革命干劲是冲天的，中国人的建设热情是高涨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些曾经左右人们着装意识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曾钳制着人们的灵魂，扭曲着中国人的形象。新中国的前两个十年，中国人的服饰品、服饰形象以及着装观念，经历了从平静如湖水到充满血与火的磨难。1968、1969年间掀起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举动，可以说将全民着军便服的服饰文化现象演绎为一幅幅壮烈的史无前例的着装画面。

　　我在我的《新中国60年服饰路》书中用了10篇文章去记述60年代，那就是“服饰偏见”、“不堪回首说补丁”、“我心中的红领巾”、“封资修服饰”、“红卫兵到全民皆兵”、“像章狂飙”、“样板戏与服装模式”、“宣传画集中了革命装”、“穿军装的知青”、“康伯的灰布褂及其他“。

　　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广播电台播放最新最高指示后，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迅速赶往单位，组成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那些人人都穿（除了黑五类及其家属）的军便服，人人都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人人都斜跨着毛主席语录袋……

　　我至今还保留着我下乡时，妈妈亲手用红线给我在军挎上绣的“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主席手写体字——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

　　初醒的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新中国服饰路开始出现转折的一个特殊路段。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前，人们的服饰依然遵循着60年代的革命标准和政治意识，只是人们不情愿这种长期的压抑，总是时不时地作出一点试探，希望通过一些既有新鲜感又不致招来祸端的服饰上的变化，来满足一下爱美的天性。毕竟，人是爱美的。
      终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18日胜利召开。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当中国国门对世界敞开时，中国人睁大了惊奇的双眼，原来我们还在批判“封、资、修”，而世界现代时装之旅已走过了七十年。这时候，首先涌入古老大地的便是西方的喇叭裤和蛤蟆式太阳镜，而喇叭裤其实已在世界上流行了十年，正值尾声时，却为中国服饰注入了新鲜空气。这昭示：中国服饰文化的春天到了。中国人在服饰上所表现的爱美、求新意识，正在经由瞬息万变的时装而逐步改变着固有的观念。

　　自60年代末，“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扫四旧”的风潮渐渐远去。这从宣传画上就可以看出来，先是少了红卫兵袖章，只戴毛主席像章，至70年代初期，连戴毛主席像章的服饰形象也不那么普遍了。大潮过去，人们爱美趋新的心理又在蠢蠢欲动，希望在蓝、绿、灰的单调衣装中再寻觅点什么。这时，烟色条绒大棉袄登台亮相。毕竟条绒是棉线织成的，是工农服饰风格，而且款式上是直筒短身，衣里絮的又是棉花，总与资产阶级无缘吧！再配上一条灰色长毛绒领子，颜色搭配有点“对比”，还有的少女配上一条红绒线围巾（化纤物织成），脚底上一双驼色反面猪皮高靿鞋（时称反鹿皮）。远近“审视”起来，都比原来有些新义，倒也具备些时装特色——这就是在新中国服饰路曾有一号的“麻酱罐”。

　　与此同时有名且延续时间很久的便是取自于形状的“一字领”。还有那礼仪、劳动均可用的白布劳动帽、白布围裙和套袖。当年的教师、学生、银行职员，人人一副套袖，倒也成为一景。再有的便是假衬衣领和脖套，这些与褥单、被头是同时期的，如今年轻人只知“背投”，哪里见过那易于拆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头”？

　　“土联儿装”正是我们青年时期的得意装束，“江青服”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服饰，最难忘形形色色的票证，计划经济的产物，当“一厘米布票”今日赫然摆在我们面前时，70年代的着装理念和服饰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明绱猪皮鞋从南方传来时，也就在1973年间，裤腿稍微瘦点儿，上衣稍微长点儿，人们试探着迈出一步。(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