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广州火车站广场熙熙攘攘，32岁的刘建昌和几个老乡围坐在几张报纸上，等着坐几个小时后开往武汉的火车，周围放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刘来自湖北仙桃，过去的3年多一直在广东中山的鞋厂打工，往年年底，都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加班加点活都做不完，但今年，不到9月厂子就没什么活干了，半个月前，香港老板决定关厂。由于离过年只有两个月，在结清了工资之后，刘决定先回家，年后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出来。而他的两个同乡则是因为厂里“活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再干下去没什么意思”，也决定辞职回家。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刘建昌们做的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一般企业都是下个月底发这个月的工资，因此现在即使找到工作，到年前也可能拿不到钱，况且到时候火车票很紧张，不如现在就回去。”
近几个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和刘建昌一样提前踏上回家路途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据湖北省总工会最新公布的数字，湖北省提前返乡农民工增至70万，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8%。在近期回流人员中，因企业关闭、停工、歇业回流的达33万余人，占47%；因企业降薪回流的达9万余人，占13%；因土地转流和其他原因回流的约11万人，占15%。
与民工返乡潮相辅相成的，是企业的倒闭潮。国家发改委此前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东莞市玩具协会副会长王志光认为，现在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业经营，不过再过两年，能活下来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业会倒闭。一时间人心惶惶。尽管不断有各级官员出面辟谣，呼吁人们增强信心，但不时传出的大型企业倒闭新闻、下降的GDP增速和国家出台的刺激经济方案，都让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有一丝“大事不妙”的担心。
在经历了近30年顺风顺水的大发展后，中国制造业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
都是金融危机的错？
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倒闭。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
当时，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人手，这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一记警钟。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几年，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在2007年7月1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目录规定，自2007年8月23日起，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直接引发港资企业的强烈反弹，他们在香港工业总会的牵头下派代表进京联合申请暂缓执行。彼时，就不断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
而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在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0%左右。这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费降低，这使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盈利大户到微利，甚至亏损、倒闭。
由上可见，因为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困境早已出现，并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呈日益恶化的趋势。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没有倒闭？
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定价权。中国制造的只是普通的鞋，或只是为耐克等名牌代工，在这个领域，中国面临许多国家的竞争，价格自然上不去。利润低，抗风险能力自然差，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波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苹果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中国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中国是世界工厂”，“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产品”，这些话时常挂在很多人嘴边。但是外国人使用的中国产品，多是鞋子、衣服这类缺乏技术含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中国设备投资的2/3还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
这样一种制造业格局，使得很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我国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我国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
近期的美国金融危机，确实使美国人的消费需求减少，订单因此缩水，很多企业开工不足，因此，金融危机现在成了很多公司乱投资、盲目扩张的替罪羊。但充其量，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制造业企业被淘汰是迟早的事，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在危机中转型
金融危机为中国制造转型创造了良机。在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的口号，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不转型不能生存时，转型才可能实现。
但这也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谁都知道更新换代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的“腾笼换鸟”、“双转移”只是一种美好愿景，本就缺乏实质性内容，但现在倒闭潮一浪接着一浪，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稳住这些企业，是中国现在面对的一个天大难题。毕竟在中国当下，经济增长承载了太多本不该承载的政治和文化内容。
而且，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官员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多少讨论和共识。因此，危机的到来使大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企业没有准备好过冬的棉衣，政府也一样茫然，本能地希望有人能指点迷津，一夜之间回复昔日的辉煌。
在此情势下，过去几年被反复提及的产业转型基本销声匿迹，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保增长”。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将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继今年8月1日起中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调整将再次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提高到14%。
11月21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又发出通知，暂停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以缓解加工贸易企业资金压力,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于是，过去几年以推动产业转型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在全球经济下滑累及中国出口之际，通过政策回调保出口适度增长有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制造的根本出路在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东莞调研时强调的：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中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
应该承认，尽管目前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倒闭，但相信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长期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劳动力的素质高，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完善，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对企业来说未必划算；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庞大，而目前被认为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如越南、柬埔寨、东欧等地，国土狭小，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转移工厂也很有限，这注定了有大量工厂要留在中国。唯一在劳动者数量上和中国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劳工权益、土地、环保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灵活性明显。
这就说明，中国从廉价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转型到高端产业结构的机会并不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加工业，中国旋风过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废墟并非指日可建，因此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谈判的筹码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一半以上，其中石油占1/4，主要是出口资源，几乎没有工业品可供出口。20年后的今天，出口产品中90%以上是制成品，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在当下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无论如何，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如果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
如果我们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又全面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那么转型只会沦为口号。因为危机时人们无暇搞转型，顺利时转型似乎又没有必须。
因此，中国制造的长远危机，不是出现了企业倒闭潮和经济速度的放缓，而是津津乐道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从而甘于产业链低端的地位而不思进取。如果我们继续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号，继续一门心思去和外国打贸易战、满足于不断扩大出口份额，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浑然不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高低结合的中国战略
一提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很多人就想到高科技，认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应该全面淘汰。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很多人想起美国经济，就想起微软、Google或金融衍生工具，但事实上，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1/4。1987~2005年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了94%，而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只增长了38%。在过去十多年中，制造业在美国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虽没有变，仍为约20%，但美国制造业的面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采纳新技术的步伐不断加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资助的研究显示，早在1998年，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计算机局域网、即时库存管理等技术在美国制造行业中的普及率均已超过50%。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品中有12%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出货，在所有工业部门中比例最高。2002年，美国国家先进制造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制造业仍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发动机”。
制造业在90年代的复兴，对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直接贡献体现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制造业本身不仅是高新技术的“消费者”，更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人”。199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增长速度超过了服务业，在工业界总研发投入中一度占据了80%的份额。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在信息技术上投资数千亿美元。制造业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奔涌的高技术产业大潮背后的驱动力。
而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无不拥有非常先进的制造业。日本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多是日本人自己不做的东西，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来，日本的工人们就可以腾出手来从事科技含量领先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产量上的压力，他们安心于质量上的领先和技术上的超前。
当然，从造鞋、造衣服直接跃升为造电脑或做金融，这样的成功经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对中国而言，现实的做法是立足制造，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实现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未来仍然会有大量企业制造衣帽玩具，但应该有部分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独家技术，有相当部分企业从事医疗器械、机床、飞机等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这样一种立体化的制造业格局，才是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
对于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制造业的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就业，因此多数地区仍然要尽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学家樊纲就认为，中国要不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应当予以肯定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贬低了中国，中国应当成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国成为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否则，几亿农民进城干什么？中国一定要好好做一个制造业大国。
同时，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的基础是知识，它创造价值的方式不是靠体力劳动的投入为主，这就意味着它能承载的就业人数十分有限。在每年新增劳动力以千万计的中国，“往高处走”的产业政策还需要一个牢靠的社会政策作为依托，否则“和谐社会”必然无从谈起。可以想象，一个有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一定是一个“高低结合”的经济战略和社会战略相妥协的战略，而这样一个战略怎样设计，历史上的确还没有先例可以参照。
我们为什么搞不出Windows？
对于产业转型，一般的看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提高科技和知识的含量；二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
从第一个层面上看，在中国，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并没有明显成效。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并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事，也不只是靠增加一些经费和投入、领导重视一下就能实现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整个社会氛围。
中国久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这种统治制度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创新行为的发展。其中心思想就是以牺牲个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来满足整个社会稳定和谐。
当然，这种思维定势日本、韩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一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我们不同，二来他们有专业精神，有对细小进步的执著，所以即便它们产生不了美国式的激进创新，但可以使学习和创新成为企业员工集体性的日常行为，而不再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专门工作，从而产生渐进性的创新。
中国投资给软件产业的人力、物力、财力远大于美国的微软公司，可为什么中国搞不出Windows操作系统？1980年代中国的计算机无论是软件技术还是硬件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人家有8086、单片机，我们也有8086和单片机，人家有PC-DOS操作系统，我们也有，国人还编写了UC-DOS，把人家的东西成功汉化。中国人甚至成功研发出中文文字处理系统WPS。可是20年过去了，距离越拉越大。这是为什么？权力本位的文化缺乏对创新精神的尊重和鼓励，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内需方面，内需其实不用“拉动”。“内需”人人有，关键在于口袋里有没有钱，有点钱了敢不敢花钱。长期的低工资与低社会保障政策使人们不敢消费。
近年，中国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总额有所增长，但这部分出口大多是外资企业创造的，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这就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中国。
反观新近出台的刺激经济“十项措施”，除了第八项以外，基本上完全是项目投资。这些投资项目，并不直接惠民，因此最终对拉动整体消费水平的作用有待观察。其根本出发点只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并未着眼于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大体上是外向型经济企业剩余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明显高于原来的水平。
要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升内需，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反思和变革，而有无改变的勇气、能否彻底告别行之经年、因循守旧的击鼓传花式发展模式，是中国制造业突围的关键。
